□黄守愚（船山学社副社长，湖湘儒学高等研究中心理事长，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研究员，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湘商文化首席专家）
醴陵，是湘赣之间的一颗明珠，光而不耀。“醴为潭州望邑，襟湘挹衡，接萍带渌，山川形勝之奇，毓为人文，儁乂彪炳，斯亦文献区哉”（晏朝寅《醴陵县志序》）。翻阅道教史册，醴陵的小沩山是三十六洞天之一，章龙山是七十二福地之一，是神仙的沃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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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代，醴陵是官道、商路的要津。唐宋的禅师们“走江湖”，在湖南、江西之间来回访学，以求升入开悟之门，途经醴陵是常事。祖师昙晟来到明月峰创建云岩寺，他写的《宝镜三昧》是曹洞宗的理论依据。乾道三年（1167年），朱熹从福建来岳麓书院讲学，主教张栻按礼数到湘赣之交界处——醴陵迎接，两人在渌江书院开启了“张朱会讲”的序幕。王船山在“转升”期间，曾保贞于醴陵一带，“早岁涉渌江，今者复经过”。另外，王阳明、陶澍、左宗棠等人在渌江边留下足迹。
近代，一代又一代湘人推崇王船山为道统，使得湖南的“地气”上升。到现代，湖南的“地气”一度转移到渌江，因而其地人、物忽然兴盛，醴陵窑蔚为中国之新瓷都，时人目何芸樵、程颂云为曾国藩之后的道统继承人。
古人讲“一方山水养一方人”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又讲“人物为一郡之柱础，乡邦之光耀”。从双向性来说，山水、人物是互惠的，山水滋养人物，人物赋性山水；前人荫泽后人，后人报恩前人。光前裕后，醴陵之文化亦当作如是观。
地蒸天引，清秀上升，醴陵又出了一个儒商李文金先生。几十年来，他一边做企业、观察社会，一边读线装古书、思考、写作，是老一辈湘商领袖的典范。2022年，其出版了《渌江逐梦》散文集。今年，再出版了《草籽花》散文集。翻读《草籽花》，掩卷沉思，鄙人以“前见”来“观”之，其“观物、入理、体仁、安心”，贞观心土，保养仁心仁物，开显其心之历史，在视觉效果上可谓为金匮之心史。
心者，官也，“观”也。儒家的心，是一心仁爱，如桃仁之心，是天地生生不息之本。董狐之笔，太史之简，孔子削《春秋》，太史公撰《史记》，王船山写《龙舟会》《黄书》，陈寅恪作《柳如是别传》，皆是发皇心曲，以传心史。阴阳变化，日月相推，屈伸往来，显隐幽明，而心史见焉。
以下数点，是鄙人对《草籽花》的浅陋之见，姑且抛砖引玉，以供方家一哂：
《草籽花》观物体仁，澄明了儒者的天地之心
在传统中国，“观”是各大思想门派的重要概念。《说文》云：“观，谛视也。”从逻辑上讲，“观”是包括了眼耳鼻舌身意等的“判断”，因而“观心”得以可能。《周易·系辞传》有俯仰往还、远近取与的方法，为六朝山水田园审美者所继承。王羲之在一俯一仰、一远一近之中得意忘象，写出了千古名帖《兰亭集序》。庄子听“天籁之音”，悟出“齐物”。张子听驴鸣，悟出“民胞物与”和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。周敦颐窗前草不除，悟出“自家意思”。二程“观”鸡雏、谷种，切脉，谢良佐“观”桃仁、杏仁，皆悟出“仁”。
《草籽花》全书分六部分，第一部分是观心土之物，第二、三部分是观乡土之物，第四部分是“观国之光”，第五部分是观异域风情，第六部分是观圣迹。按照传统哲学概念，可概括为“观物”，亦如王船山的“观生”。其既悟出了“仁”，也因此“体仁”。
观物观心，在乎贞观。《周易·系辞传》云：“天地之道，贞观者也。”贞观之即，由定生慧，体元居正。董仲舒说：“《春秋》谓一元之意。一者，万物之所从始也；元者，辞之所谓大也；谓一为元者，视大始而欲正本也。”胡安国认为，体元即体仁、正心，“元，即仁也；仁，人心也”。体验到仁爱，长此涵养浩然正气，方不会童山濯濯。
作者所观的物，有草籽花、苦楝树、芦苇、醴陵菜、红薯、扁担、小路、古檀树、雪、岳麓书院、石鼓书院、孔庙等，可谓之“起心外照”。作者观而有悟，得意忘象，随感而发，可谓之“摄心内证”。于是，物是心之物，心是物之心，心物不二，交摄相持，此时，是“凝神入定”，由定生慧，“住心看仁”。
一般而言，看见、看不见，似乎是视野问题，然按照大脑的运行程序来审视，心可能决定了二者。过去的人类文明，物是存在等级的，而观是有因缘的；有一些物，“有障碍者”看不见，上天看得见，圣贤看得见。《草籽花》作者之观，是仁心决定的。《草籽花》所观之物，不是无意义之物，而是作者仁心之物，由作者“给出”意义。这些物广泛而平凡，平等地出现在作者的视觉之中，既开显了作者的仁心，也滋养了仁心。
佛教讲众生平等，无有分别。《大同篇》讲“货恶弃于地”，孟子讲仁民爱物，程颢讲万物一体之仁，张载讲民胞物与，王船山还讲人类一体、人物一体，谭嗣同讲以心挽劫，都是平等之仁心。千言万语，无非是去障碍，出有入无，求“看得见”。红尘滚滚，杂乱纷呈，作者若不能“凝神入定”，缺乏定力，岂能有“正见”？
一白遮百丑，一爱销万恶。发仁爱之心，万恶退隐，春心开显，看见世界，“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”。《草籽花》里面写出了爱国爱家乡、仁民爱物之情，可谓作者贞观而体仁、正心。因此，《草籽花》应当是遥继道统而来的。
《草籽花》观物明春，开显了儒者之境界
《草籽花》前三篇散文《蒹葭赋》《苦楝树》《草籽花》，观心土之物而生观念，写的是芦苇、苦楝树、草籽花，宣示了作者的仁心。这三种物，并非八大山人的“金枝玉叶”，而是常见之物，生命力顽强，不惧土壤之贫瘠，平凡而不惊奇，如芦苇花“貌不出众，色不多夺目，无香诱人”，没什么了不起之处，一般人也不会高看一眼，即看得见而看不起，可是作者仁心大发，尊重它们的尊严与价值，以为自身之应化，安春于心土。
天生万物，无一时位不春，无一物不仁。在传统中国，“固知野老能成圣，谁道江鱼不化龙”，人、物机会平等，门户开放，自由竞争，人可以修炼为神仙，万物也能修炼为神仙。在中医药里面，无一物不是药，各有其用，自有其尊严，皆有其春。可知，作者观心土、乡土，写出诸物之情，可谓证得个中三昧。
作者以芦苇、苦楝树、草籽花这三种仁物自喻，阐明了心志。芦苇是多年生植物，到处都有，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苦楝树，让作者联想到了庄子的“无用”“有用”，因其“苦”得以“侔于天”。过去，粮食奇缺，用苦楝树的果实酿酒，也让鄙人联想到那个年代用金刚刺酿的苦酒，都是容易“上头”的。朱熹的遗嘱不是“坚苦”？大企业家张謇、范旭东，不是说吃苦吗？草籽花，逢春便生，“化作春泥更护稻”。
这三种物，其用在奉献自己、葆光尊严，“我想，经过多年乡村生活的历练，我的血液里一定融入了乡村草籽花朴实无华、宽容奉献的品性”“我的人生信念如芦苇。即便是盛夏烈日炙烤，也要顽强地生长；即便是遭到强风劲雨袭击，也不会屈从倒伏，也要傲然屹立”“苦楝树正因为苦，花和果都不会被鸟吃，果实自然老去，落入泥土，来年再就地发芽新生”。作者之用心，也在于此，不愿离开“心土”——“故乡的泥土”“离开故乡几十年，我时时刻刻在眷恋着故土，我常在想：倘若我能做一株根系发达、性格坚韧的芦苇，深深地扎根在故乡的泥土里，多好”“苦楝树，永远也不会离开故土”“它永远开在乡村的泥田里，默默地为庄稼人奉献一生”。五行，金为首，土为中，土生万物，金以成之。朱熹还说，“信犹五行之土，无定位，无成名，而水金木无不待是以生者”，这不正是作者之“信”？
作者观芦苇、苦楝树、草籽花等物而安其居，正是履行天职和贡献自己的力量。传统价值观念认为，人有燮理阴阳、安定人物的责任。王船山说：“人者，阴阳合德之神所聚，而相阴阳以协天地万物之居者也。”殊不知，这也是德鲁克管理学的宗旨。
儒家认为，春生造化，是理想的羲皇境界。看看宋明大儒的诗文，就晓得“春”的喻象，而王船山还追求“春风动雷雨”。邵康节认为，每个人的天赋平等，无处不是“春”。其《观物吟》云：“耳目聪明男子身，洪钧赋与不为贫。因探月窟方知物，未蹑天根岂识人。乾遇巽时观月窟，地逢雷处看天根。天根月窟间来往，三十六宫都是春。”朱熹悟出正道后说：“书册埋头无了日，不如抛却去寻春。”其《春日》云：“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其《春日偶作》云：“闻道西园春色深，急穿芒履去登临。千葩万蕊争红紫，谁识乾坤造化心。”陈白沙还写诗说：“静处春生动处春，一家春化万家春。公今料理春来处，便是乾坤造化人。”
作者写到芦苇、草籽花、桃花，提到了“拥抱春天”，“我更喜欢春天芦茅叶的翠绿”“我轻轻地和春天来一个约会”。雪后是春天，作者还写到了两场雪，一次是下海创业遇雪，一次是陪妻子赏雪，也暗示了瑞雪兆丰年、红梅报新春的期许。在《春天的快意》里面，作者写了在春天参拜王船山的湘西草堂。谭嗣同称颂王船山是“雷神”，说：“万物昭苏天地曙，要凭南岳一声雷。”也果然在清末民初，王船山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春天。
《春天的快意》一文说：“在这明朗的春日里，我怡然自乐地游走在湘南乡村田野间，探访圣贤故居，追寻圣贤的足迹，接受圣贤思想的教诲与洗礼”“我虽觉自己较之圣贤，仍是那么愚痴蒙昧，但在今天，我沐浴过圣贤光辉的心灵已经豁然开朗”“那是春日一种通体泰然的享受，那是春天一种身心释放的快意”。作者写春，契合儒家宗旨，不管是无意，还是有意，都是千万年来老百姓最为朴素的好心好意。
《草籽花》观心住春，阐明儒者争作圣贤的追求
学做圣人，是宋明儒家的追求，也是湖湘精英文化的一大特色。王船山认为豪杰而圣贤是救世之“大权”，说：“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，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。能兴即谓之豪杰。兴者，性之生乎气者也。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，不然而不然，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，数米计薪，日以挫其志气，仰视天而不知其高，俯视地而不知其厚，虽觉如梦，虽视如盲，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，惟不兴故也。圣人以《诗》教以荡涤其浊心，震其暮气，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，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。”曾国藩更是说：“不为圣贤，便为禽兽。”
春，是生意盎然，生生不息。圣贤之境界，是春境。庄子云：“以德分人谓之圣，以财分人谓之贤。”圣分德，贤分财，运用之妙，在乎一心，此心安仁住春。在现实之中，“强”是转升为豪杰、圣贤的内外动力。“弱”，自身难保，谈何分德、分财，又谈何“历史”？因此，熊十力评价儒商范旭东是“贤人”，鄙人评价张謇、范旭东是“圣贤型企业家”。
作者是一枝会思考的芦苇，是一株会观心的苦楝树，一根会向上向善超越的草籽花。在《草籽花》第六部分“我思故我在”，作者写到了自己朝圣、观圣，心应儒、佛。在《圣山岳麓》一文，作者说：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‘圣山’，守望心中一片净土，守望着当年出发的初心，守望着自己的理想和信仰”“这种守望，是一个人一辈子的眷恋”“岳麓山，便是我一生的心之所向。这里承载着我的理想、信念、奋斗与追求，为我在世态炎凉中打造了一方宁静的心灵归宿”。作者还写到了坐在辛亥英烈墓前的沉思，“正因为有了他们，岳麓书院门前悬挂的楹联‘惟楚有才，于斯为盛’才会更加褶褶生辉、光彩照人”。在曲阜朝圣，作者得到了“仁者”的印可，说自己以忠、孝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为座右铭，还说“孔子故里曲阜，是我向往已久的朝圣之地，也是我一生仰慕的精神家园”“我只是想在这个宁静而又神圣的地方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沉淀自我，使自己的灵魂变得更加纯净，心胸变得更加豁达，争取做一个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‘圣人君子’”。在瓮城拜佛，作者悟到了达摩祖师的“随缘行”、马祖大师的“平常心”，认为修佛是信佛的基础。
佛祖不借外力而开悟，一般人做不到，若是要生发内心的春力，还得依靠观照外物，“合外内”。作者的朝圣、观圣，得到了圣贤的加持，安心住春，从容淡定，对未来充满希望与信心。因此，作者在橘子洲头说：“橘子洲，一艘航行在湘江中的时代巨轮，载着新时代的使命，载着湖湘人的希望，从这里又一次扬帆起航，乘风破浪驶向大海……”
《草籽花》观心著史，宣示了儒者对大化流行的希抱，是金匮藏心史，葆光尊严。
老子云：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”天道大化流行，圣贤体元居正，天下抱一，百姓协和。王船山“抱刘越石之孤忠”“希张横渠之正学”，是其“心史”之旨与一生的尊严。曾国藩明了苞符之奥义，在平定太平军之乱时，白天打仗，晚上校对《船山遗书》，急着尽快出版此书。《船山遗书》这部“心史”关乎每个人的尊严，尤其是湖南人的尊严，曾国藩当然晓得推崇王船山的轻重缓急。
个人的意志从心发出，外住世界，随物赋仁，追求无限扩充，如《周易·系辞传》讲的“可久可大”，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希抱，也实为大化流行的外住。一旦遇到阻碍，未来不来，则心里产生冬天的寒冷，尊严受到伤害，可能由爱生恶。
每个人都有“历史”，也需要“历史”，既通过“历史”来证实是一个“人”，葆光尊严，也依靠“历史”走向未来。个人的“历史”，外化为事迹，内生为“心史”，如《中庸》讲的“合外内之道”。被剥夺了“历史”，不被承认，会产生焦虑。过去，因缘不具足，被排除在“历史”之外，没资格传承来自祖宗、先贤的“绪统”，是全人类常见之事。譬如说，嫡传制排除了庶出之子，而禅宗“诸尊宿”因法系不明，无法进入“祖师”班序。为什么全球都流行修谱、寻祖？只因有“历史”的需求，并且人进为“强”者或到了晚年，这种需求的强度上升。看地方志、民国报刊，一些人以父母亲的名义捐款，无非是帮助父母亲成人、发德，进入“历史”。
《草籽花》是一本散文集，在鄙人的视觉效果中却是一部心史。从接受美学和解释学来说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任何一种视觉效果都是合理合法的。且不说《史记》也是文学作品，不少历史是用史诗写成的。陈寅恪之以诗证史、以史证诗，也是千百年来的常态。《草籽花》之心物互观，在一寒一暑、屈伸往来之间心土之仁物春生夏长，发出天籁之音，开显为个人的“历史”，因此说是“心史”。作者通过“心史”确立自己之主体，回答了“我是谁”“从哪里来”“到哪里去”，成为了一个“人”，成就了一个“人”的尊严。
国史，是国家之心史。地方志，是地方之心史。家谱，是家族之心史。个人史，是个人之心史。个人之“心史”，也只能是靠自己力量来写。而在田野调查中发现，乐意叙述本地的“大事”只是少数“强”者的兴趣，遑论个人之“心史”。《草籽花》的作者是一个“强”者，有着“强”的“历史”需求，自己写“心史”，自觉觉他，己观心土而让他者观己，“君子创业垂统，以为可继也”“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”，这是千百年来合理、合法的行为，也是孔子制《春秋》大义之乐。
因此说，《草籽花》是一部观仁心仁物的“心史”，贞观心土，体元居正，“合外内之道”。古人玉版铁劵，金匮石室，藏之宗庙；或方书拯济疾苦，金匮玉函。今者李文金先生金匮藏心史，不亦然乎！
